昨天，永嘉甌北一所小學的學生家長訴苦，說孩子班級里有個男同學，上課時在教室亂跑，影響其他孩子學習，老師怎么勸都不聽。并且他從一年級開始就是這樣，這該如何是好？學校的說法是，在與其父母溝通無果的情況下，準備與其旁系親屬溝通，加強家校聯(lián)系。教育部門則表示，根據(jù)法律規(guī)定，學校無權(quán)剝奪任何孩子受教育的權(quán)利。

在今天的基層學校，“熊孩子”基本代表這樣一些學生：具有極大的好奇心和破壞力、脾氣倔強、不服從秩序、惹人討厭不懂事……有人說這類孩子令人抓狂的力量堪比“大規(guī)模殺傷性武器”。因“熊孩子”常見且戰(zhàn)斗力驚人，甚至有網(wǎng)友制作出了《抵抗熊孩子最終作戰(zhàn)方案》。只是，玩笑歸玩笑，在家怎么鬧騰，是孩子的自由；若一路“熊”到學校里，確實讓人頭疼。

面對“熊孩子”，各方似乎都挺無奈：家長可能覺得也是沒辦法的事情，管不了；學校更沒法子推之門外，個個的維權(quán)意識都很強；教育部門更要做出“有教無類”的姿態(tài)，以證明平等教育與人本取向。教育是人的事業(yè)，寬容與愛，自當是教育的主旋律。只是，面對“在教室里大小便，往同學身上吐口水，上課時跑出去”的“熊孩子”，一忍再忍恐怕也不是合適的邏輯。

有幾個道理要搞清楚：一者，“熊孩子”雖然也有享受義務教育的權(quán)益，但任何個人的權(quán)益，都該遵循“不能凌駕于其他人合法權(quán)益之上”的前提。換言之，如果在這個班級的“熊孩子”，已經(jīng)鬧騰到正常教育教學秩序無法開展的地步，也許就不能刻板地奢談教育權(quán)益。二者，盡管為提高殘障兒童少年入學率，去年市教育局還發(fā)布《關(guān)于加強殘障兒童少年隨班就讀工作管理的若干意見》，然而，前提也是“具備普通教育能力”。那么，究竟什么叫“具備普通教育能力”？這個概念的最終解釋權(quán)不能含混不清。

更重要的是，尊重“熊孩子”的受教育權(quán)，并非放任不管。尤其是在監(jiān)護人消極作為的情況之下，教育部門當有尊重更多孩子不受干擾地受教育的責任。

有一點是肯定的：“熊孩子”不是天上掉下來的。若非情有可原的殘障等客觀原因，每個“熊孩子”的背后，一定對應著“熊父母”。家長有溺愛的權(quán)利，社會卻沒有無條件忍讓的義務。家庭教育如果不能從小管束住孩子的“熊性”，最后跟著受害的還是曾經(jīng)一路撒手不管的父母。

當內(nèi)地“熊孩子”成災的時候，輿論提出一個問題：為什么在香港地區(qū)，“熊孩子”成了珍稀物種？此前，在上海展出時“飽受重傷”的100座哆啦A夢塑像，在香港海港城展覽時幾乎“毫發(fā)無損”。探究香港“乖乖仔”的成因，無非是三種合力作用的結(jié)果：公德教育、家庭規(guī)范和社會低容忍度。

孩子畢竟是孩子，今天的“熊孩子”，遲早也要成長成熟起來。我們自然不能輕言放棄，更不該秉持功利性的傲慢與偏見，只是，家長、學校與社會都當對“熊孩子”有所作為，如果只是一味聽之任之，這算什么尊重與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