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日為了責任而分工的標記如今在一些人心目中成了區(qū)分級別高低的“官銜”。邱炯/漫畫

不知從何時起，純真的孩子們臂上佩戴的杠杠變了味道

《國際先驅導報》記者宋媛 實習記者麻慧波發(fā)自北京作為湖北華一寄宿學校一年級學生，13歲的武漢少年黃藝博身上籠罩著諸多光環(huán)。但這些都不是足以讓黃藝博在一周多的時間里在網(wǎng)絡爆紅的原因。回顧他的走紅之路，除了神乎其神的兩歲看《新聞聯(lián)播》、七歲看《人民日報》《參考消息》的傳奇經(jīng)歷，“胸納五湖四海、筆掃九州萬國、復興中華民族、續(xù)寫漢唐盛世”的凌云狀志，以及照片上與其年齡不相匹配的“官樣風采”之外，最為吸引人們眼球的當屬其佩戴的令人印象深刻的“五道杠”標志。

而正是這位中國少先隊武漢市總隊副總隊長左臂上“耀眼”的標識，引發(fā)了人們對童年的回憶以及現(xiàn)有小學生干部制度下一些怪異現(xiàn)象的思考。如同當代青年作家、屬于80后的韓寒在博客上自嘲，自己上小學時戴過二道杠，還爭取過三道杠，但和“五道杠”比起來，顯得有些小巫見大巫?！爱敃r我一直以為我已經(jīng)做到了成功的百分之六十六，到今天才知道，我其實還不到成功的百分之四十?！?/p>

杠杠的起源

鮮艷的紅領巾飄蕩在胸前的情景令所有從新中國童年走過的人們難忘。1949年10月13日，中國少年兒童隊成立，并在1953年6月改為“中國少年先鋒隊”?！拔覀兪枪伯a(chǎn)主義接班人，繼承革命先輩的光榮傳統(tǒng)……”，這支能勾起人們許多童年回憶的少先隊隊歌，鮮明地體現(xiàn)了少先隊的根本目的——培養(yǎng)少年兒童成長為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接班人，使他們成為建設社會主義和共產(chǎn)主義的預備隊。建國后半個多世紀以來延續(xù)至今，從少先隊到共青團，從共青團到共產(chǎn)黨，一直是社會公認的人生進步的三個標準階梯。

而這白底紅線的杠杠正是中國少年先鋒隊干部佩戴的干部標志。根據(jù)《中國少年先鋒隊章程》《中國少年先鋒隊隊旗、隊徽和紅領巾、隊干部標志制作和使用的若干規(guī)定》，少先隊干部可設置小隊長、中隊長、大隊長三種職務，其中依次可佩帶一道杠、二道杠、三道杠。據(jù)俄羅斯問題專家盛世良介紹，少先隊的杠杠是和紅領巾一起從蘇聯(lián)引進的。

“我小學就讀于湖南省雙峰縣洲上完全小學，1955年我上五年級時，正式加入少年先鋒隊，是學校第一批少年先鋒隊員?！?0多年過去了，提起當年加入少年先鋒隊的情景，已經(jīng)65歲的王大可還是心潮澎湃。

王大可清晰記得，自己加入少先隊的時候，全校給加入的十幾個隊員開大會，周圍幾個學校的領導和老師還有少先隊員都來參加，場面相當隆重。由于少年先鋒隊當時剛剛成立，很多東西不像現(xiàn)在這么健全，除了輔導員的紅領巾是綢子做的，少先隊員的紅領巾都是用普通紅布做的。

而王大可印象頗為深刻的，就是那個時候的“杠杠”臂章不是白底紅杠，而是紅底白杠。

在那時，多一道杠多一份責任

不過，因黃藝博而備受關注的少先隊武漢市總隊隊干部佩戴的“五道杠”其實沒有寫進《中國少先隊章程》，根據(jù)全國少工委辦公室相關工作人員的說法“可能是地方上的一種探索”。

而據(jù)武漢市委少年部的工作人員介紹，早在1989年，武漢市就在區(qū)、市兩級設立了總隊部，并建立了與之相應的四道杠、五道杠制度。他們認為這一隊標的設置進一步完善了少先隊的評價體系，是一種創(chuàng)造性的體現(xiàn)。這一制度創(chuàng)立至今22載。

但今年5月11日，在“五道杠”引發(fā)爭議的背景下，全國少工委正式下發(fā)通知，要求各級少先隊隊組織和隊員不得使用不符合制作規(guī)定的隊干部標志，如在基本規(guī)定外有創(chuàng)新做法，需經(jīng)省級少工委上報全國少工委研究同意后開展探索。

按照全國少工委的要求，武漢團市委少年部已經(jīng)通過湖北省少工委向全國少工委做出了匯報，目前正在等待批復。

“我當時是一道杠的小隊長，誰能帶上三道杠就自豪極了，但無論是誰，都沒有‘高人一等’的官位心態(tài)?！蓖醮罂筛嬖V本報記者，不是所有入隊的學生都能帶上“杠杠”，是老師憑借學習成績、身體素質、品德優(yōu)良的標準來定，“等我升入六年級就已經(jīng)是二道杠了?！?/p>

不過佩戴杠杠臂章的王大可，并沒有覺得自己是干部，更沒有任何優(yōu)越感，“雖然有自豪感，但更多的是壓力。在各方面嚴格要求自己，努力起到帶頭作用，不敢擺架子，不敢說大話，更不敢說謊話。見到老師、家長，都要行隊禮?！蓖醮罂捎谩爸t卑”來形容當時自己的心態(tài)，“時刻接受周圍人的監(jiān)督?！?/p>

對于他們那代人來說，臂上的杠杠就是責任，多一道杠杠就多一份責任。

變了味的杠杠

可是，不知從何時起，純真的孩子們臂上佩戴的杠杠似乎變了味。昔日為了責任而分工的標記如今成了區(qū)分兒童級別高低的“官銜”，昔日凝聚著人們無限真誠美好的政治期待、象征著榮譽的光榮標記如今淪為一些家長和孩子追名逐利、互相攀比、滿足虛榮心的工具。

在北京西城區(qū)某重點小學，略顯稚嫩的三年級學生王博（化名）對本報記者提起班里戴杠杠的同學時說：“班干部幫老師做事，自然與老師關系親近，當然受寵，因此很多展現(xiàn)自己的機會都屬于班干部。大家心里都希望跟班長做好朋友，因為很多時候，如果違反紀律，班長的好朋友自然會被從輕處罰?！?/p>

而王博的好朋友張晶明（化名）則告訴本報記者，“我很多同學，請班干部吃零食、還給他們送貼畫，甚至放學請班干部去家里做客。大家心里都知道，這是為什么。”

不能否認，杠杠制度可以提高學生的組織能力，但是社會和家庭一些潛移默化地不當引導也讓純潔的校園沾染了不應有的風氣。“班干部”、“隊干部”的核心定義被扭曲，變成了“高人一等、階層、特權”的標簽。

為了進入這個“特權階層”，一些成人化的行事方式也逐漸滲透到校園中。曾就讀于海淀區(qū)某重點小學，如今已上初一的王玉（化名）記得當年參與選舉大隊委時，曾經(jīng)印制了很多名片，上面有班級、姓名、競選宣言和照片等等，發(fā)給同學。

而在這種“執(zhí)著”中，家長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一位孩子正在上小學三年級的北京家長就向本報記者坦言：“我覺得孩子當個‘小官’挺好的，能讓孩子更好的和人相處，而且和老師交流的機會更多，更容易受到老師的關注，對以后的推優(yōu)也有好處?！逼鋵嵾@番話也代表了一部分家長的意見。

為此，家長們紛紛使出十八般武藝助孩子“升官”。一位家長王達（化名）告訴本報記者，孩子在某重點小學上五年級，為了幫助孩子成功競選大隊委，他甚至請自己的好友——一位大學中文系的老師幫忙潤色競選詞的文字，還請了專業(yè)美術設計師幫忙設計名片。王達告訴記者，他身邊不少家長都為孩子競選隊干部大傷腦筋。有的還通過賄賂老師，給孩子爭取提名的機會。

難以回避的等級暗示

教師開展民主管理，將權力下放，本來是好事，但無形中“杠杠”的權力誘惑使孩子產(chǎn)生地位上的不平等和差異。杠杠被拿來與管人、懲罰違反紀律的同學等等權力相聯(lián)系。做了多年教師的劉青對于杠杠制度的這種負面影響非常擔憂：“現(xiàn)在一些孩子沒有被選上隊干部，就沮喪、失落甚至有的還產(chǎn)生了一些厭學情緒。這對孩子的社會性形成，信任感和安全感也有一些影響”

無論是靠手段得到“杠杠”的班干部還是因為落選而厭學的孩子，“在這樣的環(huán)境長大后進入社會，肯定對于公權力的認識會存在偏差”，北京大學社會發(fā)展研究所副教授王文章告訴本報記者，“我國現(xiàn)行教育體制對于‘等級’的暗示，不能回避?！?/p>

與中國不同，在韓國，學生選出來的干部，并不代表老師或者學校，來管理學生，而是和其他學生完全融為一體，代表學生的利益向老師或者校方反映情況。王文章表示，像中國這樣，直接通過顯著外飾標識身份，對于幼小的孩子來講：弊端大于利。

在王文章眼中，佩戴“杠杠”的孩子雖然被正向激勵，但也獲得“我比別人高一等”的心理暗示。雖然社會總在強調“人人平等”，但是這樣卻容易與“以官為本”的思想觀念契合，給孩子的啟蒙教育帶來不良影響。

“一些沒有佩戴‘杠杠’的孩子，自然覺得不如班干部聰明，也沒有真正融入班級的核心圈子?！蓖跷恼卤硎?，在心理發(fā)育的關節(jié)時期，少數(shù)班級成員配戴“干部標識”，肯定會在無形中打擊大多數(shù)孩子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對孩子樂觀、自信的品德培養(yǎng)產(chǎn)生障礙。應該盡量淡化“權力意識”，應該讓每一個學生在啟蒙階段就懂得班級管理的能力，懂得管理與服務之間的關系。

我國已故著名的文學家、教育學家陳望道先生曾經(jīng)說過：兒童的生活，是游戲的生活；兒童的世界，是游戲的世界。在成人以前，希望兒童就要像兒童的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