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圍產保健之母”嚴仁英

某種意義上，0.4毫克成了人們口中最能代表嚴仁英的分量。

這個分量藏在中國幾乎每一個生命開始孕育的時候。由于嚴仁英的推動，中國孕婦開始在備孕前后每日口服補充0.4毫克葉酸，以預防新生兒神經管發(fā)育畸形。世界衛(wèi)生組織備孕葉酸的補充標準由此確定，60余個國家的公共衛(wèi)生政策也因此得到改寫。

在此之前，嚴仁英調查發(fā)現，圍產期中，差不多每40個胎兒中就有一個死亡。而在不良妊娠結果里，胎兒神經管畸形的問題發(fā)生率高達4.7‰，居于首位。在有文獻報道的20多個國家近20年的神經管畸形發(fā)生率只波動在0.3‰～2.1‰。

1990年，嚴仁英著手神經管畸形胎嬰兒的防治研究工作，那一年，她已經77歲。

幾乎沒有辦法統(tǒng)計，她的研究把多少家庭從胎兒畸形的陰影中解救出來。而這并不是嚴仁英經歷的唯一一次“解放”。

她是南開大學創(chuàng)始人嚴修的孫女，王光美的三嫂。她也是“不老的老人”，時間一度都無法把她束縛。

在家人的回憶里，90多歲的嚴仁英依然要求去醫(yī)院上班。在上班前一天，她就開始念叨：“明天要上班了！”

那一天她會比平時早起一個鐘頭，洗漱完畢，吃完早飯，靜靜地坐在客廳里等著。

她最先倡導把妊娠檢查從懷孕后7個月提早到孕后40天，還為抗早孕藥物研究奠定了基礎。她剛24歲就跟著著名婦產科專家林巧稚教授學習，新中國剛成立時，她從美國進修歸來，第一個參加的工作就是為被收容的妓女檢查身體。52歲的時候，她在北京遠郊密云縣，一邊辦學習班培養(yǎng)“半農半醫(yī)”的農村醫(yī)生，一邊治療婦科病。

嚴仁英為此幾乎跑遍了密云水庫的庫南庫北。那時農村連最基本的預防注射都沒有，更沒有解剖模型，嚴仁英只能買來一條狗解剖給學生講課。

北京大學第一醫(yī)院婦產科醫(yī)生董悅曾和嚴仁英一起下鄉(xiāng)調查。她對記者說：“在當時的觀念里，城里人懷孕六七個月后到醫(yī)院檢查，農村的孕婦就等到要生了才來醫(yī)院，可真要有什么問題，那個時候都已經晚了。”董悅曾在甘肅農村見過因出血太久而瀕死的孕婦。

下鄉(xiāng)調查對嚴仁英來說是家常便飯，70歲的時候，她和同事還在順義的7個鄉(xiāng)，完成了1998例妊娠婦女的調查。也是在那時，她開始注意到中國胎兒神經管畸形發(fā)生率高的問題，并提出利用國外的技術和資金以及中國人口數量龐大的特點開展合作研究。

那是一個折合上億元人民幣的合作。即使在今天，這樣規(guī)模的研究也不多見。美方遲遲不敢敲定，作為首席科學家的嚴仁英一遍又一遍地給美方打電話，又帶著美國科學家到基層走訪，合作才最終被確定。

根據《中國出生缺陷防治報告（2012）》，經過20多年對葉酸的推廣，神經管畸形問題“下降幅度達到62.4％”。

在女兒女婿印象里，嚴仁英和論文從來沒“分過家”，她書架上最多的書也是醫(yī)學學術雜志。 每次回家，她常常提著一個米黃色的“買菜布包”，里面裝著其他人的論文。

她不是那種喜歡把自己“束縛”在家里的人。有時候，家人“都不知道她在做什么”。

有一次，即將去德國的前一天，她去托兒所看女兒，發(fā)現其他的孩子被媽媽抱著，只有自己的女兒被繩子綁著，坐在尿盆上。嚴仁英把孩子領回了家，交給丈夫王光超后，就離開了。

嚴仁英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曾說，自己愛往外頭跑的毛病，可能和童年被關在大院的高墻里有關，“總有點野性大發(fā)”。

在生命的頭12年，嚴仁英幾乎都是在嚴家大院的高墻里度過，每天要練大字，寫日記。

可嚴仁英想看的是外面的車和人群。關在高墻里，她“特別想出去，特別想上街，哪怕是出門看一次病，都特別高興”。

即使到90歲，她依舊念念不忘祖父教過她的《教女歌》《放足歌》，說著說著她就用沙啞的聲音唱道：“哭向母親訴纏足，鄰家女兒已放足。”

她去過朝鮮戰(zhàn)場對“細菌武器”進行調查取證，經歷過翻車和兩次遭遇炸彈的危險。后來還參加中國婦女團，隨時任全國婦聯副主席許廣平一起訪問日本。

她有些逗趣地說，選自己可能是因為自己不裹小腳、身板兒直：“人家就會覺得中國婦女解放了，真的解放了。”

但是，當嚴仁英剛從嚴家大院高墻走出來后，卻發(fā)現“墻外有墻”。27歲那年，她想要留在協(xié)和醫(yī)院工作?？稍趪廊视⒖磥?，根據美國醫(yī)院的慣例，女醫(yī)生如果結婚，將不會有職業(yè)發(fā)展，常常會被調去看門診。她的恩師、協(xié)和第一位中國籍婦科主任林巧稚就是終身未嫁。

她內心有過掙扎，但仍然決定遵循恩師的道路。只是在她擔任協(xié)和住院醫(yī)生時，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日軍攻入協(xié)和，她失業(yè)了。

7年后，她申請出國深造被拒絕。她認為自己被拒“原因很明顯，在5個人當中，我是唯一已婚婦女，還有孩子”。但這一次她沒有向“慣例”屈服，她找到負責人，最后爭取到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婦產科內分泌專業(yè)進修一年的機會，條件是回原單位工作3年。

不過，“文革”爆發(fā)后，嚴仁英又被困了起來。

作為王光美的三嫂，嚴仁英多了一條“劉少奇插入北大醫(yī)院的黑手”的“罪名”。那個時候。嚴仁英脫下了白大褂，換上了藍色的衛(wèi)生服，她從“嚴大夫”變成了“老嚴”，被安排在婦產科的一樓角落里，掃廁所。

嚴仁英當時正患甲亢，看上去又黑又瘦又高，很多年后，有人形容當時的她就像“甘地”。

嚴仁英知道如何在束縛中求生。很多人在廁所見到嚴仁英時，會悄悄地問她：“嚴大夫，您好嗎？”還有的年輕大夫會主動跑到廁所里，小聲地問嚴仁英，一些手術該怎么做，一些情況該如何處理。

嚴仁英的女婿周企源記得，醫(yī)院的老醫(yī)生告訴過他，文化大革命時，一名產婦即將分娩，家屬和醫(yī)生起了分歧。由于即將降生的寶寶個頭比較大，醫(yī)生的意見是，需要剖腹產。而產婦的家人不同意：好端端地，為什么肚子上要來一刀呢？爭執(zhí)不下時，醫(yī)生悄悄找到了在廁所打掃的嚴仁英。嚴仁英給出了主意：可以不剖腹產。

最后用了產鉗，孩子順利降生。

所幸嚴仁英并沒有被束縛太久。有一次，嚴仁英在廁所里碰見了自己曾經的學生來復診，嚴仁英對她說：“告訴你一個好消息，我解放了！可以到婦科門診叫號了。”

嚴仁英又回到了門診室，這一次她自己給學生看病。在嚴仁英的調養(yǎng)下，這位只有一側卵巢的學生，在兩年之后生下了一個女孩。

掙脫“文革”的束縛后， 嚴仁英又說自己要“革了臨床醫(yī)學的命”，她要從臨床轉行從事冷門的“圍產保健”。

用嚴仁英自己的話說，圍產就是圍繞“分娩以前和以后”。目的是降低孕產婦和新生兒死亡率，促進母嬰的健康。

她自嘲圍產醫(yī)學是個“怪胎”，是從臨床中伸出的一條腿。而且“誰都知道，在婦幼做臨床是能夠賺錢的。而做保健不會有太多收入。”

為了說服他人，她常常跟人算賬：坐在醫(yī)院里，一個醫(yī)生最多一天看30個人，而去基層做圍產保健工作，一天可以面對幾百人。“預防幾百人不得病，哪個更有意義？”

圍產事業(yè)剛起步時，嚴仁英帶著一批從臨床轉過來的醫(yī)生“下去找病人。”沒經費坐車，嚴仁英就拿出自己做咨詢的“顧問費”400元，用來墊付長途車費。

一群人早上5點多就跑去東直門外等著開往順義的車?？捎袝r候到大隊衛(wèi)生所找孕婦，孕婦卻不出現，他們常常要“摸到”家里去看她們。

嚴仁英一直在盡其所能，為她的病人盡量減少生老病死的折磨?？蓪嶋H上，她的親人并沒有少受疾病的束縛和糾纏：6歲那年，嚴仁英的父親病死他鄉(xiāng)；初三時，祖父嚴修也因腫瘤去世；小時候，她的三哥也因為肺結核，輟學在家。

在1988年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嚴仁英和她的學生胡亞美，最早提出了安樂死立法的議案。嚴仁英在議案中寫道：“生老病死是自然規(guī)律，但與其讓一些絕癥病人痛苦地受折磨，還不如讓他們合法地安寧地結束他們的生命。”

即使在患癌癥的丈夫王光超病危時，嚴仁英也沒有固執(zhí)地為他延續(xù)生命。她說了讓周圍人都震驚的話——“如果我的老伴不行了，就不要再浪費國家的寶貴藥品了。”“我同意他的尸體解剖，有利于醫(yī)學發(fā)展。”“我不是感情用事，我對他這樣，對自己也是這樣。”

嚴仁英的女婿向記者回憶：病床前，當王光超的呼吸機氣管被拔時，嚴仁英就在一旁默默看著。

在王光超的葬禮上，90歲的嚴仁英并沒有像女兒一樣哭得眼眶紅腫。只是當“告別”結束后，嚴仁英每天晚上都要看丈夫的照片好一陣，想念的時候就一遍一遍地給王光超留下的花澆水，不少花都澇死了。

可是，14年后，當嚴仁英的生命走到盡頭，沒有人能夠決定是否為她拔管。在病床上的躺了8年的嚴仁英幾乎無法和外界交流。有朋友來時，她甚至都沒辦法睜眼打招呼。

4月16日13時24分，綠色呼吸器上不再泛起細小的水霧。時間給了104歲的她最后的“解放”。

（原標題：中國孕婦最該感謝的醫(yī)生 曾改寫60余國衛(wèi)生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