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虐待兒童行為對兒童傷害極大……建議建立從業(yè)禁止制度，扼殺其再犯的可能。”“學齡前教育屬政府公共服務范疇，政府不能缺位……建議從國家層面立法予以保障。”前天下午，上海市法學會未成年人法研究會2017年年會暨“虐待兒童的預防與懲治”專題研討會進行。

扎針、毆打甚至猥褻，近來，全國各地虐待兒童事件屢見報端，令社會震驚與憤慨的同時，也再度將兒童保護問題拉入社會公眾的視野。

針對虐童行為，我國現(xiàn)行法律能否懲治“虐童”之惡？有無必要增設單獨的“虐待兒童罪”？從社會角度，我們還能為防治虐待兒童做點什么？與會專家就此展開深入探討，認為“虐待兒童不僅僅是法律問題，對未成年人的保護需要全社會共同努力。”

記者同時從會上獲悉，本市相關部門正聯(lián)合研究制定相關托幼機構標準及管理辦法。

建議增設單獨的“虐待兒童罪”

針對虐待兒童的行為，有法律界人士呼吁，我國應在刑法中增設獨立的“虐待兒童罪”，有別于“虐待罪”從而加重處罰。會上，就是否需要增設“虐待兒童罪”以懲治“虐童”之惡，與會專家觀點不一。

“我國現(xiàn)有的禁止虐待、性侵兒童的法律法規(guī)，都由于欠缺實際可操作的措施而難以有效遏制虐待兒童事件的發(fā)生。”同濟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導金澤剛認為，現(xiàn)有的罪名設置由于種種原因不能很好地承擔起預防、處罰、治理虐待兒童行為的重任，針對虐待兒童行為，對刑法罪名和法條表述的修改也屬必然。因此，金澤剛建議刑法修改可在虐待被監(jiān)護、看護人罪中增加虐待兒童從重處罰的規(guī)定。同時，將該罪量刑從最高3年有期徒刑提高到5年有期徒刑，在刑罰措施方面可以附加適用從業(yè)禁止規(guī)定。“如果用成年人的標準去評價虐童行為，那么，按照現(xiàn)行刑法將很難追究大多數(shù)虐童者的刑事責任，即便這種虐待兒童行為的性質(zhì)十分惡劣。”上海市法學會未成年人法研究會會長姚建龍介紹說，目前中國的刑法中沒有單獨的虐待兒童罪的罪名。“如果沒有特殊的保護機制，去保護這些沒有自我表達和救濟能力的孩子，那么他們的安全堪憂。”

2015年10月，刑法修正案（九）對虐待罪予以修訂，擴大了適用范圍：“對未成年人、老年人、患病的人、殘疾人等負有監(jiān)護、看護職責的人虐待被監(jiān)護、看護的人，情節(jié)惡劣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但根據(jù)統(tǒng)計，截至目前，2年多來全國僅有約11個判例。”姚建龍介紹，其中8起是虐待被看護人員罪，2起虐待被監(jiān)護人罪，1起是虐待被看護、監(jiān)護人員罪。

“是不是說我們的虐待兒童行為就真的只有這么一點點？現(xiàn)有罪名對于虐待兒童的懲治與防范真正能起到多大作用，是需要我們認真去思考研究的。”姚建龍認為，在我國，立法有關虐待兒童行為的規(guī)制過分強調(diào)定量，即強調(diào)以“情節(jié)惡劣”等嚴重后果為前提，這顯然已經(jīng)無法適應防治兒童虐待的需要。我國立法有關兒童虐待行為的規(guī)定，也并未充分考慮未成年人身心發(fā)育不成熟、自我保護能力不足的特點。“對于虐待兒童行為，不論是從法律上，還是從機制上，都應該有單獨的評價體系。”姚建龍認為，我國應當盡快完善立法，建立防治兒童虐待的綜合機制。同時，應當將虐待兒童行為規(guī)定為法律的高壓線。遵循虐待兒童的特殊性，在刑法中增設獨立的虐待兒童罪罪名，降低虐待兒童行為的入刑門檻，加大對兒童的保護力度。

也有專家對此持不同觀點。閔行區(qū)法院副院長朱妙認為，目前，我國刑法修正案（九）已經(jīng)增設了虐待被監(jiān)護、看護人罪，托幼機構的老師等作為“對未成年人負有看護職責的人”被納入適用對象。“從法律上來說，刑事、民事都有了與之配套的相關規(guī)定，法律法規(guī)相對已經(jīng)比較完備。關鍵還在于如何將法律落到實處。”朱妙說，比如有了法律規(guī)定后，如何與行政規(guī)范有效銜接起來，相關的配套監(jiān)管措施如何完善等。“對未成年人的保護不能單單靠法律，需要社會各方共同努力。”朱妙說。

建議建立從業(yè)禁止制度 設“黑名單”查詢系統(tǒng)

“虐待兒童行為對兒童的傷害極大，尤其是心理上的傷害，甚至可能存在潛在的危害和風險。”上海市檢察院未檢處處長吳燕表示，實踐中虐待兒童行為包括身體虐待、對兒童的忽視、精神虐待、性虐待等五種形式。

目前，刑法中對虐待罪情節(jié)惡劣的認定標準法律上并不是非常明確，以虐待被看護人的罪名為例，要依據(jù)虐待次數(shù)、人數(shù)、社會影響等情況進行評價。對于教師等特殊身份的人實施虐待行為，檢察機關建議從嚴量刑。

吳燕建議，對教師等特殊身份，利用職業(yè)便利實施虐待兒童犯罪的人，應建立從業(yè)禁止制度，扼殺其再次犯罪的可能。“其實，在這方面，上海已經(jīng)有了探索。今年年初，閔行宣判全國首例性侵類從業(yè)禁止案。”吳燕表示，對于虐待兒童的，建議參照此做法，將有虐待兒童犯罪記錄或行政處罰記錄的人員列入黑名單，對其禁止從業(yè)。

此外，針對虐待兒童等犯罪行為隱蔽性特點，吳燕還建議建立強制報告制度，明確具有報告義務的主體、責任等，借鑒國外經(jīng)驗建立兒童庇護中心等。

“從業(yè)禁止令的適用中，可以參考行賄查詢系統(tǒng)，建立相關的從業(yè)禁止信息查詢系統(tǒng)，防止有虐待兒童記錄的人員再次進入相關行業(yè)。”全國檢察業(yè)務專家樊榮慶說。樊榮慶認為，虐待兒童的防治，應從綜合、行政和司法的干預、防治三方面著手。綜合干預和防治方面，應深入開展普法，進一步提升全社會對兒童保護的理念，營造保護兒童的良好環(huán)境。同時，可以考慮建立保護兒童的專業(yè)化隊伍，“類似專業(yè)社工，可以進校園。”行政干預和防治方面，建議明確專門機構管理，進一步完善托幼機構、幼兒園等教師、園長的準入機制，在現(xiàn)有基礎上要細化內(nèi)容、統(tǒng)一標準。此外，還建議建立責任追究機制，對主管單位的責任予以明確、細化等。

樊榮慶還建議，司法干預和防治上，要進一步明確對虐待兒童犯罪的立案標準和入罪門檻。“比如情節(jié)惡劣究竟怎么界定，是否能有一個具體的列舉。同時，量刑標準也要統(tǒng)一，否則可能造成同案不同判，影響司法公正。”樊榮慶同時建議，建立刑事、民事和行政三合一的執(zhí)法體制，進一步加強檢察機關公益訴訟，針對主管部門單位不作為或違法等情況，可提起公益訴訟或督促支持起訴，強化對虐待兒童的犯罪行為打擊、懲治力度。

教師懲戒權應有法律邊界、合法程序

在傳統(tǒng)觀念中，教師懲戒學生并不稀奇。但隨著社會發(fā)展，人們權利意識不斷加強，教師懲戒學生成了微妙的問題。虐待兒童事件的發(fā)生，或讓教育懲戒陷入更加尷尬的境地。

“虐童、體罰與教育懲戒是三個不同的行為。”與會專家朱堅說。在我國，　《義務教育法》　《教師法》　《未成年人保護法》　等都明文禁止教師體罰或變相體罰學生。

“但應將教育懲戒與體罰、虐待等行為區(qū)分開來，保障適度的教育懲戒權。”朱堅在發(fā)言中稱，目前，包括美國、英國、韓國、新加坡等在內(nèi)的很多國家法律均明確賦予了教師懲戒權。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國家法律在賦權的同時，也對懲戒的條件、方式、工具、次數(shù)、男女生差異、程序等進行了明確規(guī)定，以避免教師濫用懲戒。

“我們要給教育懲戒權留有法律的空間和邊界。”姚建龍表示，但賦予教師懲戒權絕不能等同于允許體罰，更不能等同于允許針對學生的暴力。教師懲戒涉及對學生權利的限制，需要在國家法律層面進行明確和規(guī)范，尤其是要明確懲戒的邊界。“厘清了邊界，才能更加有效地預防、懲治虐童行為。”與此同時，姚建龍認為，家長在指責教師虐待兒童的同時，也應該反思自己，共同為兒童創(chuàng)造無暴力的環(huán)境。

學齡前教育屬公共服務范疇 政府不能缺位

“學齡前教育與看護，屬于政府公共服務范疇。政府不能缺位，應將其納入公共服務及兒童福利體系范圍。”姚建龍表示，通過對學前教育進行國家層面的專門立法，將學前教育納入政府公共服務的范圍，明確政府責任，才能最大限度地防止托幼機構及幼兒園虐待兒童事件的發(fā)生，切實保障幼兒安全健康。姚建龍同時建議，應系統(tǒng)性地對未成年人法律體系進行修訂、完善。

令人欣慰的是，呼吁多年的學前教育立法已加快步伐。日前，教育部副部長田學軍在國務院新聞辦舉行的發(fā)布會上介紹，教育部將積極推進學前教育立法，目前正進行學前教育立法調(diào)研，為學前教育依法辦園、規(guī)范管理提供法治保障。

多名與會專家還建議，要完善家校聯(lián)系機制，讓家委會發(fā)揮應有作用。同時，加強幼兒園法治宣傳，通過法治巡講、家長課堂等方式，一方面讓家長增強兒童防護意識，另一方面也對學校和相關托幼機構老師進行法治教育引導，以此強化相關人員的守法意識，警示其不要觸碰紅線。

（原標題：上海研究制定托幼機構標準 專家建議設虐待兒童罪）